我不是爱尔兰人，也没有任何爱尔兰亲戚，这你都知道——特别是我对给予爱尔兰“地方自治”还有相当的保留意见；但在［加利波利］目睹了一切——爱尔兰人的英雄气概真是无人可比——后，平心静气地老实说，他们都是些优秀的人，给他们所代表或所曾代表的国家怎样高的地位也不为过。我的上帝啊，那场面真壮观！……没错，一个养育了这些人，不，这些超人的种族，就像这些爱尔兰人一样，为帝国作出了如此功勋，是最有理由要求甚至取得其国家的自由和自治权利的。该信最初刊登在苏格兰一家不知名的报纸，1916年1月转载于《书简》并收进迈克尔·麦克多，《前线的爱尔兰人》（伦敦，1916），页71。
尽管抑制公然的侵略行径——无论是向内还是向外的——可能会暂时被集体认可和求生欲等战争因素冲破，但战场经历并不能完全消解这种抑制……攻击欲引发的问题在越战老兵身上甚至比非战斗群体身上还要少见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。海军罗伯特·斯特兰吉中校、达德利·E．布朗上校，“战后归乡： 越南回来士兵的精神病问题研究”，《美国精神病学杂志》，127卷4期（1970年10月），页492。
战斗叙事不同于其他战争故事，尤其是所谓的“大后方”文学。它会把女性对和平的热爱和男性的好斗气质对立起来，比如有学派认为男女差异是生理决定的，其他论者则认为这是因为传统势力使然。近来虽有人试图打破这种两分法，海伦·库珀、艾德丽安·缪尼西、苏珊·斯奎尔，简介，收其（编），《武器和女人： 战争、性别和文学表现》（教堂山，1989），页ⅩⅢ；琼·埃尔施坦，《女人和战争》（芝加哥，1995），页10；南希·尤斯顿，“战争的故事和女人的眼泪”，《女性研究国际论坛》，5期（1982），页280；C．塔弗里斯，“女性的误读”，收J．古德查尔兹（编），《美国人类多样性的心理学研究》（华盛顿特区，1991）。但截然划分男、女战时“界限”的讨论仍是主流。比如阿历克斯·斯特雷奇1957年关于战争的精神分析就认为，妇女在公共和政治领域的崛起能在很大程度上杜绝战争。阿利克斯·斯特雷奇，《战争的无意识动机： 精神分析学的贡献》（伦敦，1957），页266。琳·B．伊格利钦曾对战争和男子气做过女权主义的分析，且起劲地重复前人的话： 虽然许多人都有发狠的时候，但“能打仗的只有男人”。在我们的社会（“一如其他许多父权社会”，伊格里钦特别提到），“好战和暴力已成了男子气的代名词”。琳·伊格利钦，“战争、性、运动和阳刚”，收（小）L．法拉（编），《战争： 历史、政治、社会研究》（圣巴巴拉，1978），页63。或者像海伦·考尔迪科特在《飞弹嫉妒》（1984）中所说，女性比男性平和，是因为她们要生育。海伦·考尔迪科特，《飞弹妒忌： 军备竞赛和核战争》（纽约，1984），页296。另见约翰·阿切尔（编），《男性暴力》（伦敦，1994）；阿尔弗雷多·博纳迪奥，《兽迹： 一战文学中的死亡和堕落》（列克星顿，1989）；马利恩·布罗姆利，“女权主义和非暴力革命”，收帕姆·麦克埃利斯特（编），《重织生活： 女权和非暴力》（费城，1982），页154；艾德里安·西泽，《像男人一样去应对： 苦难、性欲和战争诗人》（曼彻斯特，1993）；艾丽斯·艾寇尔斯，“阴和阳的新女权主义”，收安·斯尼陶等（编），《欲望和力量》（纽约，1983）；克劳斯·特韦莱特，《男性幻想》，2册（明尼阿波利斯，1987）。军国主义会在子宫中被扼杀。
